文/小绿桑
来源/《读者》年第11期
我以31岁的“高龄”去学了驾驶。
此前之所以拖着不学，是觉得没有必要开车，北京的交通状况糟糕，日常出行靠打车、公共交通均可解决，何况家里还有父亲这个老司机。
直到去年年底，父亲患了眼疾，看东西有重影，我带他在北京四处求医问药，医院。
医院和我家在地理位置上成大对角线，我带他换乘了两次地铁，历经一个半小时，终于抵达。
路上，他跟我说：“你去学个本吧，我的眼睛怕是不能碰车了。”
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得去学开车了。
父亲退休以后，身体出现诸多不适，是年轻时辛苦工作落下的病根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为了供我深造，他的工作三班更替，作息日夜颠倒。不规律的生活、不健康的习惯所埋下的伏笔都在退休后日益显现。
3年前，他做了一次脑部手术，手术结束，我跟母亲拥上前去帮忙推病床，医生问：“家里没有男人吗？”
麻药劲还没完全消退的父亲说：“嗨，家里唯一的男人在这儿躺着呢。”
这次父亲生病，也是突如其来。一天散步回来，他发现看东西有重影，以为是没休息好。第二天依然如此，医院就诊。
医院里，眼科医生说不出究竟，转挂神经内科，神经内科医生怀疑是血管瘤压迫视神经，需要留院观察。
清晨，我送他去办住院手续。医生在开会，护士在聊天，我们在走廊里站了一个多小时，没人搭理。
最后我从别的病房借了一把椅子给他，自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看到各种痛苦。
医院一住就是十几天，诊断不出病因，就把所有检查做了一遍。每次父亲去做检查，我都焦虑万分，生怕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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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抽烟喝酒，又有高血压史，血糖偏高，脾气暴躁，还拒绝体检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
那段日子，我害怕电话上闪烁父亲的名字，怕他打电话来，说检查结果出了问题。
终于在最后一项检查结束后，电话响起。父亲在电话里说，加强核磁的结果是怀疑眼睛里长了东西，医院继续检查。
年伊始，我带他奔赴北京各大眼科门诊，帮他制定了就医攻略，逢人就打听医疗资源，每天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到点就开始抢号，幸运地挂到了几个专家号。
父亲抱怨住院时年轻的主治医生待他不好，于是每次就诊前，我把“好大夫”网站上关于医生的评价一条一条看过，提前了解医生的脾气。
我工作时间自由，能随时陪伴父亲，算是优势。可我缺乏就医经验，又不会开车，走在路上又要担心他摔倒。
他总是这样跟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：“我现在不敢过马路，那些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明明就两辆车，在我眼前成了一排车。”
我“脑补”了一下这个画面，拉紧他的胳膊，像牵着个孩子。
排队、取号、候诊、就诊、刷卡、拿药、报销，我逐渐熟悉了就医流程，学会了跟加塞的人理论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看挂在墙上的医生履历，听其他病人是否有类似的疾病，了解对医生的反馈和最新的治疗手段。
经过漫长的叫号等待，我陪父亲进去，书包里偷偷准备好了录音笔，是怕医生说得太快，想着录下来多听几遍可以上网搜索。
父亲总是以一段冗长、无关紧要的描述来介绍病情，没说几句就被医生打断：“你到底怎么看不见？”后来我干脆把他的病情和疑问打印在纸上，代为陈述。
医院A给出的建议是立刻打激素，也说了激素的副作用：发胖、骨质疏松，导致青光眼。父亲跟我都犹豫了，说回去考虑一下。
医院B，先找了副主任医师，又花元挂了特需。轮上第一个看病，大夫和蔼可亲，指出手术切除的可能，并医院，治这病并非他们的强项。
医院A，换了一位医生，给出完全不同的结论，医院F查视神经。
又过几日，我带父亲去医院C，挂了专家号，第一次就诊安排了各种检查。
医生怀疑是甲亢眼病，我们递上甲亢化验单，说指标一切正常。
医生说有些人甲亢指标是看不出来的，开了一些药物让回家服用，又做了个加强扫描，让隔周再来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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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就诊，医生看了看说，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应该没有好转的可能，也没再治疗的必要。随后开了几瓶眼药水，让我们回去滴。
一路上父亲闷闷不乐，像被宣判了死刑。我安慰他说没关系，医院D。我挥挥手机，又抢到了专家号。
医院D，专家否定了之前的诊断，说是由高血压和血糖引起的视神经病变，加上年纪大了，脑子里本来就有些血管堵塞，影响眼球正常转动。
专家开了些营养神经的药物，让他回家调理，也可以以针灸作为辅助治疗。
这结论终于让父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——不开刀，不打激素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
回家服药许久却未见好转，听人介绍去了E医院眼科，医院宣判无法治愈的患者。医生要求他输液营养神经，再针灸刺激。
为避免路途奔波，也不想再给家人添麻烦，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住院。
医院住了二十几天，以免疗程中断，除夕傍晚赶回来吃了年夜饭，初一清早又去治疗。
阖家欢乐的日子，医院度过。好在这二十几天的治疗有了效果，他的眼球渐渐可以转动，看东西重影的问题也大有改善，便准备出院。
我很高兴生活又步入了轨道，可以继续在家里读书写字，过闲散的生活。
可好景不长，一天，母亲迟迟没有回来，我打电话过去，她支支吾吾，医院，应付着挂断电话。
我听出她的慌张，挂上电话以后，心里也跟着一阵发慌，提前结束工作返家。
等我到家，发现她又出门了。医院的父亲，才知医院做癌症筛查，有肿瘤标志物指数偏高，社医院复查。
医院复查，片子显示肺部有条状阴影，又照了CT，过几天才能出结果。接诊医生支支吾吾，说像是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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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部、阴影、肿瘤标志物，这三者交织到一起时，像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。
母亲不在家，医院。她想加号被拒绝，回家后开始手足无措，翻出这些年的所有病历。她不在家的几个小时，我害怕听见任何响动，在网上输入关键词：肺、阴影、肿瘤，结果触目惊心。
晚上，我怕她胡思乱想，带她看了一场电影。电影结束后，我请她去吃深夜食堂，一碗浓香的拉面，但她根本吃不下几口。
我表面镇静，内心慌张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，祈祷着不要出现什么问题。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切交换母亲的健康。
等结果出来的那两日，我度日如年。我翻出平日收集的彩妆、香水，开始想着卖了它们给母亲看病。
母亲成宿地睡不着，半夜两点卧室的灯还亮着，她拼命回忆跟这个病有关的一切。清晨，她兴奋地告诉我，记起年轻时肺部有过杂音，吃了一年多的药。这段回忆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，中午她还多吃了几口饭。
取化验结果的那天，我去上班，整个人却是提心吊胆，等着她的电话，心里做了各种打算。
终于，在电话里，她松了半口气，说诊断结果写着疑似陈旧性病变，建议继续观察。
我依然无法放松，指出肿瘤标志物偏高的问题，是否会导向那个让人害怕的字眼？
医院重新查血。拿到化验报告的那天，她的手是颤抖的，根本不敢看，还是父亲告诉她指标正常。她一瘸一拐举着两张化验报告和片子去问医生，医院的化验结果可能存在偏差，结合片子，证明是一场乌龙。
至此，他们才松了一口气。
可我的那口气始终还在，我知道，这并不是结束。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，问题只会越来越多，一道道坎在等着我迈。
平心而论，我的境遇要好过多数同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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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长在北京，住家里的房子，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相互照应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且时间相对自由，还没有经济压力。
父母也各自退休，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。他们年轻时吵闹，在老了以后变成相互陪伴。
在这样看似美好的家庭生活里，父母随着年龄衰老而不断出现的各种疾病，是埋伏着的一颗颗炸弹。一旦爆炸，美好就将烧成灰烬。
再往前几年，父母也分别做过手术，那时我还在读书，不懂人间疾苦，他们也可以互相照顾。
一次父亲失声，是母亲陪医院的耳鼻喉科，没人向我描述过就医的艰难。
这几年，父母的健康状况都开始变差，每天需要服用各种药物。尤其是母亲，膝盖积液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医院做了一次失败的手术，现在连续走路不能超过半个小时。我带她去旅游的承诺，根本无法兑现。
陪伴他们看病、治疗的任务落在我的身上。我能有时间陪伴，已是幸运，在医院里，很难看到像我这样每天都出现的子女。
有一次父亲住院，隔壁床是一个80岁的老人，陪伴他的是妻子和护工，他们没有子女。
到了晚上，护工睡得死，老人难受却叫不醒他，是父亲陪他折腾了一整晚。
第二天，老人不停感谢着我父亲，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。那是第一次，我开始考虑，如果没有子女，将来自己的晚年会怎么度过？
从父母身体频繁出现状况开始，我的生活渐渐变得不安。每当父母没有按时回家，或是买菜回来迟了，我就开始焦虑是不是路上出现什么问题。
母亲不灵便的腿脚，父亲升高的血压，都会导致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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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耳朵异常灵敏，能分辨父母的脚步声，这脚步声让我踏实。我盼望他们快点回来，只要能回来，就代表着平安。
我有时会偷看父母的手机，偷听他们讲话。他们出现病痛，第一个告诉的人并不是我，而是彼此，或是朋友。
这些年，被当作孩子保护的我开始经历死亡。我强迫自己目睹死亡的整个过程，一个人从活生生，到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再到被带走，化成灰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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